娜拉走向革命：论《青春之歌》中的三重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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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期间所上的第一门也是最后一门文学课了。很喜欢杨彬彬老师，坐在 CPD 宽阔的课室中一时间好像回到了高中窄小的教室里聚精会神听语文课的时光。这门课也为一直以来困扰我的一个性别议题提供了解释。无数次后悔为什么不从大一开始就规划选一个中文 minor …… 不过论文大概写不过专业的学生啦。

为了写好文章阅读了很多论文和书籍，痛并快乐着。写作的过程花了实打实一个礼拜，克制住了使用 AI 的冲动（注意我是 CS 学生 + 重度 AI 使用者），每一个字都坚持传统工艺，自己手打，实在令人感动。写成之后很满意，遂怀着敝帚自珍的心情贴到博客上来；燥候杨老师的评价……！

一、绪论

杨沫的《青春之歌》是「十七年」（1949-1966）文学中「历史革命题材」的代表作；小说背景设定在 1931 九一八事变至 1935 年一二·九运动期间，描述女主角林道静由出走的「娜拉」逐步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历程。

林道静为逃婚离家出走，在北戴河走投无路之际结识了北大学生余永泽，二人渐生情愫后同居。婚后她发现余永泽自私平庸，适逢共产党员卢嘉川与一众进步青年，心中萌生朦胧的憧憬与爱慕，思想由此转变。余永泽因嫉恨将遭追捕的卢嘉川逐出家门，致其被捕牺牲，林道静遂与之决裂。投身革命后，林道静历经农村宣传、被捕入狱、领导北大学运等种种考验；在党员林红、刘大姐等影响下坚定了意志；在与学运领袖江华并肩工作中逐渐产生了感情，结为革命伴侣。饱受身体与精神的锤炼后，林道静走上了「回来」与「堕落」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成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人。

《青春之歌》的特殊之处，在于主人公林道静复杂的出身。林道静的母亲秀妮是佃农之女，被当地乡绅林伯唐强占为妾；在革命「血统」上，林道静是「白骨头」与「黑骨头」^[1]的混合。父亲与继母为使林道静「增值」，使她接受了完整的高中教育；因此，在出走后，开始自力更生的林道静便落入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小资产阶级在毛泽东主义阶级论中位处一个相当暧昧的位置；一方面，他们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2]，但另一方面，他们毕竟又与「我们」有所不同。小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在面对流血革命时所表现出的犹豫，对「个人情感」的过于依赖，耽于私人生活的安定等等，都是需要被「改造」的。

戴锦华一针见血地指出，阶级论中的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与性别本质论中的女性-男性形成了一组象喻关系。^[3]「娜拉」们走出家门后飘摇不定的精神境况，与敏感、脆弱、易变等「女性特质」，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发生了互文。在此意义上，林道静的女性身份乃是一种必然，她一定要被男性革命者所拯救、启蒙与考验，将女性的主体改造升华为革命的主体。女性沦为革命叙事中「空洞的能指」，暴露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试图将性别问题直接转译为阶级问题的失败。^[4]

这一批判精当而尖锐，但依稀传递出后文革时代反思浪潮中对革命叙事的全然否定倾向，从而无意间略去了复杂的女性声音中的一重维度。《青春之歌》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强烈的自传色彩，书中的主要人物与情节均能在杨沫的人生经历中找到原型；这直接挑战了「女性作为空洞能指」的论断。贺桂梅对此的回应是，「作为能指的女性符码负载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它在讲述阶级叙事的同时也在匿名地讲述自身」，因此，无论是「十七年」以女性故事表征阶级叙事的阐述模式，还是 90 年代对这一阐述的反思以彰显性/政治维度的「再解读」，都「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文本中女性叙事的历史内涵」。^[5]

贺桂梅不无谦虚地称自己所写仅是一个「粗糙的阐释轮廓」；这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想要进一步沿着这一路径，结合课堂上所学的方法，探索「十七年」时期性别与阶级微妙复杂的关系，以及在这两重张力下潜藏的女性声音。

本文探究的核心文本同样是杨沫的《青春之歌》。方法上，除了对小说文本进行细读，还将引入杨沫《我的自白》、老鬼《母亲杨沫》等传记材料交叉对读；对杨沫日记这一材料的发掘，现有的研究中少有例证，希望借此对相关领域做一点微小的补充。

本文认为，《青春之歌》并非仅是以女性形象承载阶级叙事的革命文本；在某些看似已被革命话语收编的部分，小说留下了难以被完全化约的女性经验。这些「裂缝」既暴露出革命叙事对身体、情爱与母性的压抑，也使杨沫自身的生命经验得以匿名地返回文本。接下来，本文将分别考察小说中爱情、夫妻关系与母子关系的三重裂缝，并在结语部分讨论我所认为的「写作的意义」。

二、爱情：在身体与革命之间

1949 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6]奠定了整个「十七年」时期文艺作品的基本风貌。会上明确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确立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同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主导准则。^[7]

出版于 1958 年的《青春之歌》无疑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其一，它的主角出身是一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非工农兵；其二，它所描写的是抗日战争前夕的历史时期，并未反映新中国建设如火如荼的社会现实。此外，主角的情感经历是作品的主轴之一。小说付梓之前，杨沫曾在日记中多次表达自己的隐忧：「人们看了，将如何评论它？会不会批它在美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会不会批它丑化了共产党员？是不是批它污蔑了党的形象？」^[8]

这样的担忧是自然的。如何处理爱情与革命间的关系，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李蓉指出，爱情与革命一方面具有「罗曼蒂克」的同质性，另一方面，个人经验性的情爱书写又对社会集体性的革命叙事造成了威胁。因此，若要同时书写两者，爱情就不可避免地需要远离身体的感性而滑向革命的理性。^[9]

杨沫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她不断地反思并警诫自己祛除「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幻想」，并着手减少小说中林道静「流露得过多的感情」。^[10]在这一被石晓枫称为「文本清洁」^[11]的过程中，显露出的是某种压抑。杨沫的自我斗争似乎不很成功，老鬼在《母亲杨沫》中回忆道，母亲爱干净，侍弄花草，欣赏字画，甚至穿高跟鞋，抹香水，种种「浪漫主义的行径」令自己感到丢人。^[12]被压抑之物在文本中回归，于是，在《青春之歌》中，便能发现爱情向身体回归的痕迹。

林道静的第一个恋人是余永泽。林道静是在孑然一身、无路可走的境况下与他相爱的：「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13]李蓉指出，在这段关系中林道静的身体-主体是缺席的，它仅在余永泽的欲望中被构建^[14]：「仙子般穿着白衣」，「苗条的身段」，「雪白的面庞」，「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15]单向的凝视表现了二人爱情的分歧，从而象喻了政治道路上的决裂。余永泽作为不关心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一定会在爱情-政治的层面上被扬弃的。

然而，小说中有一段情节格外引人注意。二人感情出现裂痕后，卢嘉川与林道静谈心，引起余永泽的嫉妒。当晚，余永泽给卢嘉川写了一封警告的信，但并未寄出^[16]：

信写好了，他心里好像出了一口闷气，舒畅一些。把信封好，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走到床前。这时他看见道静睡着了。她熟睡的面孔好像大理石的浮雕一样，恬静、温柔，短短的松软的黑发覆披在白净的丰腴的脸庞上，显出一种端庄纯净的美。后来他又看出她的嘴角含着浅浅的笑意，脸上却挂着晶莹的泪珠。「她哭啦？」这个念头一闪，他立刻被一种怜悯的感情把满腔气恼全部勾销了。他忽然感到她不是一般的女人，她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的女人。而他应当理解她，原谅她。他站在床前望了她一会儿，心里想：「她是善良的，诚实的，她不会欺骗人，不会爱别人的，我干吗庸人自扰呢？」想到这里，仿佛豁然开朗似的，余永泽的心情舒展了。他伏下身来在道静脸上轻轻吻了一下，然后回过身把那封刚写好不久的信，一狠心，投入到将熄的火炉里。

林道静的脸「好像大理石的浮雕」；这个喻体在全书中反复出现。革命烈士林红在狱中被秘密处决前，林道静「久久不动地凝视着那个大理石雕塑的绝美的面庞」^[17]。承袭西方古典传统的大理石塑像，给人以理性、永恒、崇高的印象，肉体的身体借此升华为革命的身体。余永泽正是在林道静的身体上察觉了她的崇高；但革命叙事的语法，却在一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夫妻的卧室中发生，更遑论余永泽与他的爱情观是小说所批判的对象。最终，崇高的身体一闪，余永泽是因为「她哭了」而消弭了气恼，做出不寄信的决定也仅是她「不会爱别人的」。

当崇高性以可被观测的形式从身体中溢出，作为「落后」知识分子的犬儒的、懦弱的、自私的余永泽，要么被震慑从而不寄信，要么因自身的狭隘而寄出了信；但杨沫却没有让革命的崇高成为余永泽不寄信的决定性因素。此处，被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爱情观与潜在的身体欲望也令他在行动上「尊重」了妻子的能动主体，这微妙地构成了对革命叙事的僭越；据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有批评者试图从林道静私德有亏的角度缝合这一裂隙了。^[18]

如果说《青春之歌》仍努力将私人情爱重新纳入革命成长的轨道，那么宗璞的短篇《红豆》则更明显地保存了二者无法通约的部分。江玫与齐虹几乎构成了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复沓，但更进一步。与林道静彻底的决裂态度不同，多年后已经「成长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的江玫，回忆起与齐虹的雪夜永别时仍潸然泪下。^[19]身体的爱情在此宣布了对革命的爱情的暂时胜利，也因此赋予了人物超越《青春之歌》的立体性，以致今天的我读来都不禁动容，但也悲哀地预见，这篇小说将会迎来怎样的命运。^[20]

三、夫妻：在伴侣与同志之间

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的关系，是从一次进步青年聚会上开始的。短短几个钟头，卢嘉川的沉静、自信与博学就强烈吸引了林道静，她的身体-主体也从一直以来的被动转为主动。谈话中，林道静时而「低着头，摆弄着素白麻纱手绢」，时而「眼睛明亮起来」，时而「神采飞扬地歪着脑袋」；卢嘉川也给予了对等但克制的回应：「面上浮着一丝调皮的微笑」，「睁着亮亮的大眼睛」，热烈的握手。^[21]

林道静参加三·一八纪念集会后，二人的关系更进一步，卢嘉川感动于「这女孩子的热情、大胆和奔向革命的赤诚」，「情不自禁地握住了她的手」，甚至「望着她的脸，有一会儿没有说出话来」；告别之际，林道静则「真不愿意和卢嘉川分别」，愁容满面。^[22]

不久，林道静在又一次与余永泽发生冲突后，做了一个「奇怪的梦」^[23]：

在阴黑的天穹下，她摇着一叶小船，飘荡在白茫茫的波浪滔天的海上。风雨、波浪、天上浓黑的云，全向这小船压下来、紧紧地压下来。她怕，怕极了。在这可怕的大海里，只有她一个人，一个人呵！波浪像陡壁一样向她身上打来；云像一个巨大的妖怪向她头上压来。她惊叫着、战栗着。小船颠簸着就要倾覆到海里去了。她挣扎着摇着橹，猛一回头，一个男人——她非常熟悉的、可是又认不清楚的男人穿着长衫坐在船头上向她安闲地微笑着。她恼怒、着急，「见死不救的坏蛋！」她向他怒骂，但是那个人依然安闲地坐着，并且掏出了烟袋。她暴怒了，放下橹向那个人冲过去。但是当她扼住他的脖子的时候，她才看出：这是一个多么英俊而健壮的男子呵，他向她微笑，黑眼睛多情地充满了魅惑的力量。她放松了手。这时天仿佛也晴了，海水也变成蔚蓝色了，他们默默地对坐着，互相凝视着。这不是卢嘉川吗？她吃了一惊，手中的橹忽然掉到水中，卢嘉川立刻扑通跳到海里去捞橹。可是黑水吞没了他，天又霎时变成浓黑了。她哭着、喊叫着，纵身扑向海水……

梦作为意识与无意识间的裂隙，传递出潜藏在文本中的情欲。^[24]这样「大胆」的描述，是在与革命叙事的协商中取得的。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身体的吸引，可以被解释为建立在志向的一致与精神的共振上；她在与卢嘉川的持续接触中对自我的「改造」也符合政治话语的规范。

然而，卢嘉川牺牲后，林道静与江华的结合却有些许不自然之处。如果说林卢间作为「伴侣」的亲密与作为「同志」的共鸣是以相同步调上升的话，林江间则是典型的「先同志后伴侣」，正如江华在求婚时所言「你说咱俩的关系，可以比同志的关系更进一步吗？……」。在革命统率爱情的叙事逻辑中，拒绝江华几乎难以被叙事合法化，乃因「像江华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同志是值得她深深热爱的，她有什么理由拒绝这个早已深爱自己的人呢？」

然而，林道静在第一时间却「什么也分辨不出来」，不知道自己是欢喜、悲痛还是幸福；她「一阵心跳，头晕，脚下发软」，流下泪来，心想「而她所深深爱着的，几年来常萦绕梦怀的人，可又不是他呀……」在江华提出同房的请求后，她「霎地感到这样惶乱，这样不安，甚至有些痛苦」，眼前浮现出卢嘉川「明亮深湛的眼睛」。^[25]

这一大段描述，显示了另一个裂隙：革命叙事下理想的夫妻关系（同志高于伴侣），与理想的爱情（革命高于身体）同样是不存在的。而写出这些文字的杨沫本人，也有着深深的体认。

《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卢嘉川与江华的原型，分别对应杨沫的第一任丈夫张中行、曾有一段「亲密友谊」但因误会分手的战友陆扬，与杨沫的第二任丈夫马建民。^[26]杨沫怀着「对一个永远无法在一起的人的爱」，塑造出了卢嘉川；这段从未实现的感情避免了现实的磨损，也令林卢二人之间的爱情最贴近于革命理想。而对于江华，即使「叫林道静爱他，和他结了婚」，杨沫却「并不爱他」；直到增添了林道静与江华在定县开展工作的内容后，才发觉这名「同志」的可爱，「并生出敬爱的情感」。^[27]

类似的，对相处时间最长的丈夫马建民，杨沫的感情也相当复杂。日记中经常提到二人之间的龃龉，《母亲杨沫》中更是直接：「母亲与父亲的关系不融洽」。一次吵架，杨沫十分气愤，对丈夫嚷道「什么夫妇，还不如同志……！」^[28]在她晚年的回忆录《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中，温情的笔调中却突兀地提到丈夫曾在自己的心中「深深地戳了一个永远无法弥合的洞」，在漫长的生活中被「有形无形的矛盾揭破」，「汩汩流血」……。^[29]

写作与现实的互文，暴露了革命叙事下理想夫妇的裂缝，也进一步证实了小说中的女性并非「空洞的能指」，林道静的情感经历溢出了政治象喻，作为「能指的剩余」，以匿名的方式述说着杨沫的人生。

四、母亲：在死亡与新生之间

1942 年，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指出了女革命者的困境：「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但结婚生子后又「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30]文章发表后，旋即在整风运动中遭批判，丁玲也在党内压力下做了自我批评与检讨。

「十七年」小说中，似乎鲜见丁玲所言女革命者的「退步」问题。那么「革命母亲」的形象，是如何存在的呢？

林道静是未曾做过母亲的；小说在她领导北大学运后结束，停留在了最「进步」的一刻。不过，小说中另外两个母亲值得注意，一位是进步青年许宁的母亲，另一位是林道静亲切地称呼为「妈妈」的党员刘大姐。前者极力阻止儿子走向革命，甚至在许宁被捕入狱后变本加厉；后者则因丧偶与失子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因至亲之人的死亡加入革命相当合乎情理；林道静的童年玩伴黑妮的死亡，也促成了其父郑德贵与党的亲近。然而，在回忆起子女死亡这一事实时，郑德贵与刘大姐的情感表达却存在微妙的差异。林道静问起郑德贵黑妮的情况时，老长工的脸「变成了一块冰冷的石块」，「呆呆地瞪着」，然后「所有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几乎要瘫倒在地。黑妮之死，对老人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创伤。但刘大姐在讲述其子念林的失散时，却表现得十分「镇静，安详」，「仿佛在讲别人的事」；虽然嘴唇微微发抖，但双眼却因泪光「显得更加明亮」。刘大姐在安慰失去卢嘉川的林道静时说，「我已经不可能再享受家庭的幸福了」，但惟此更应「踏踏实实地工作」，「党需要你在哪儿，你就在哪儿」。刘大姐个人情感的压抑，完成了革命情感的升华。林道静在随笔中写道刘大姐「妈妈」对她「不但在生活上照顾，对我的思想上的教育更是深刻而具体的」^[31]；后者是私人的血缘之爱向普遍的同志之爱的跃升，而前者（自己饿肚子也要让道静吃饱，为道静掖被子、谈心等）则是被压抑的「母性」的某种回归。

《青春之歌》中为数不多对母亲的描写以一种镜像的方式肯定了丁玲的论断：生孩子能使「进步」的女同志趋于「退步」，而孩子的丧失却能让「退步」走向「进步」。

在其他女作者的笔下，也能找到类似的叙事模式。茹志娟《三走严庄》中，严庄的年轻媳妇收黎子原是一个「不问外事，安分淑静的妇道人」，但在女党员「我」的影响下慢慢显露出机敏、活泼的一面。第一次分配土地后，地主反攻倒算，害死了收黎子的幼子小全。但在「我」问起时，收黎子却「压抑了一下感情」，甚至「暂时忘了小全，忘了那种单纯属于母亲的痛楚」，扛起了重建严庄的大梁。收黎子似乎「不需要什么慰藉」，从她那里「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自信和力量」；而这自信和力量将「推动胜利加速来到」。^[32]

与爱情、夫妻关系一样，母亲身份在革命话语中也构成了一种威胁；它指向一种对特定个体的、身体性的依附之爱，无法被「阶级情感」完整替换。革命话语所要求的主体，是可以将个人情感无限让渡给集体的；而「母性」之爱的排他与具身，恰恰宣告了这种让渡的不可能。因此，孩子的死亡（或隐身）是叙事上的必要前提：它「清空」了母亲对特定生命的私人依附，将母爱从具体的肉身剥离，使其得以在丧失之痛中向普遍的革命情感升华，获得「重生」的资格。

总的来说，「十七年」小说中的女革命者极少以母亲的面目出现；她们的开始或坚定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往往是从丧子开始的。^[33]这种特定的叙事模式，与女作者们对这一题材本身的无意识的缄默，体现出革命叙事下理想母亲的裂缝：母亲-革命者这两种身份的整合，需要借助一场象征性的死亡才能完成。丁玲在建国前指出的困境，尚未在新时期得到解决。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理论的失效之处，「顶起半边天」的妇女若要成为母亲，还需要承担额外的重量。

五、结语：写作的意义

杨沫花费了四年创作《青春之歌》；初稿完成后，因「题材敏感」处处碰壁。「双百」方针^[34]出台后，小说终获出版，但一年后就遭批判。承担巨大压力的杨沫，大幅删减小说中的「小资产阶级情感描写」。六年后，文革开始，《青春之歌》被定性为「大毒草」，杨沫被指控为「假党员」和「政治骗子」，甚至被自己的儿子抄家。「十年浩劫」后，革命叙事土崩瓦解，杨沫得到平反，但《青春之歌》浓重的政治色彩，让作者与作品在又一个新时代中再次失去了位置。

这不禁令人想问：杨沫的写作，究竟是否有意义？《青春之歌》似乎只是「政治宣传」的产物，样板化的情节，被革命叙事净化的文本，在今天看来已经不合时宜；小说中的女性是高度象征化的，她们真实的、分裂的、复杂的生命体验几乎完全缺席。

这个问题，以不同的面貌反复出现。王筠的《繁华梦》是否仍然尊崇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惲珠的《国朝闺秀正始集》是否强化了父权叙事？王安忆作品中的主角为何总是依附于男性？

在修读了 CHIN1109 中国妇女文学这门课后，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女性声音是复杂的、多元的、不连贯的；它与主流叙事之间，也并非收编/被收编的二元关系，而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协商（negotiation）、挪用（appropriation）和僭越。

杨沫深受神经官能症的困扰；这种疾病的患者所感受到的疼痛无法在临床上被诊断，因此更容易被他人忽视。杨沫感觉自己的许多心思「不易被人理解，说出来也不易使人相信」^[35]。身体与精神时常不好的她却在写作的过程中感到病情大大缓解。贺桂梅将杨沫的写作诠释为「对其无名痛的组织过程」^[36]，在革命叙事下难以言说的痛苦（爱情的、夫妻关系的、母子关系的），无意识地被小说所讲述并重新吸收至革命叙事的「崇高体验」之中，使得痛苦被减轻甚至治愈了。主流叙事是杨沫某些痛苦的根因，但也是她疗愈这些痛苦的源泉；她肯定着它的同时也留下了否定的痕迹。与其追问「是否有意义」，以预设的立场将女性写作套用至是/否的二元框架内，不如承认写作本身即是意义，凝神谛听在那些看似「无意义」的裂缝中回荡的呐喊与耳语。这也是我在这门课上最宝贵的收获。

在第二节中，我曾提到杨沫颇为担心《青春之歌》问世后潜在的负面影响；但她随后就克服了「畏惧心理」，坚定了出版的决心。她是这样说的^[37]：

六、征引书目

一、专书

• 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冯德英：《苦菜花》（济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8）。
• 贺桂梅：《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李蓉：《「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老鬼（马波）：《母亲杨沫》（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 茹志鹃：《百合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杨沫：《青春之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 杨沫：《杨沫文集（第 6 卷）：自白——我的日记（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 杨沫：《杨沫文集（第 6 卷）：自白——我的日记（下）》（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 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 张闳：《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 宗璞：《宗璞文集：第二卷》（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

二、论文

• 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载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丁玲：〈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1942 年 3 月 9 日。
• 贺桂梅：〈「可见的女性」如何可能——以《青春之歌》为中心〉，载《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李蓉：〈「身体-主体」视角下的《青春之歌》〉，载李蓉《「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身体阐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青年》第一一六／七期，1926 年 3 月 13 日。
• 石晓枫：〈清洁的文本，纯净的革命情爱？——论《青春之歌》中的身体书写与情欲潜流〉，《淡江中文学报》第 42 期，2020 年 6 月。
• 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载姚文元《论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 张虹：〈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中国青年》第 4 期，1959 年。
• 张闳：〈灰姑娘·红姑娘——《青春之歌》及革命文艺中的爱欲与政治〉，载张闳《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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