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效益主义之贰

效益主义的弊病

福祉的计算

效益主义要求我们在作出抉择时，计算出行为产生的 1) 福祉 2) 痛苦，得到 3) 善恶比，并比较这个行动是否能取得比其他行动更优的善恶比。

但有人反驳，「计算福祉」（同样的，痛苦）从原则上就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们并不能总是掌握一个行为的所有可能效益；有些行为产生的影响甚至超越了一个人的生命尺度。效益主义者回应，这仅仅说明了我们的道德无知（moral ignorance），如果掌握了足够的信息，至少福祉的计算是可能的。

其次，这一方法论和多元主义的幸福观（pluristic view of well-being）相冲突。后者认为，个人福祉有很多来源，常见的候选包括知识、美德、爱、友谊、幸福、自主等等。我们该如何计算「爱的程度」，「友谊的程度」？如何又将这些品质加权合成一个总体的个人福祉程度？

<这里有点没明白，已发邮件>

这些问题能总结为如下的《论价值计算》(Argument from Value Measurement) ：

• 效益主义为真仅当存在一个精确的计算标准，能够决定某个行动的后果的效益。
• 该计算标准不存在。
• 因此，效益主义为假。

效益主义者难以驳斥前提 2（直到现在他们都无法证明这样标准的存在），可以下手的就只有前提 1 了：即，即使我们没有这样的计算标准，效益主义也可以为真。

考虑这两种痛苦：1) 丈夫在孩子面前辱骂妻子 2) 贫民窟爆发了大规模瘟疫。我们虽然无法用精确的标准对这两种恶进行量化，但却能做出第二种痛苦「更大」的判断。也就是说，至少在某些情况下，福祉和痛苦是可比较的；而一旦可以比较，效益主义就仍行之有效。

一招险棋！效益主义没有被推翻：然而以上这些所有问题都能令我们意识到，我们一方面是道德无知的，另一方面，即使能够了解所有行为的结果，我们也难以进行精确的计算与衡量。若如此，效益主义就失去了它最主要的一项优势，即提供具体指导的实用性方面。

苛求的行动指南

深思熟虑 deliberation

按照效益主义的要求，在做决定之前，人必须掌握充分的道德知识和卓越的「计算」技巧。

动机 motivation

效益主义以「最大化世界总体福祉」为唯一目标。但人非圣贤，我并不想在做出每个决定之前都得考虑我的行动是否「最优」。

效果论首先是一种正确性标准。它关注的是合理性，旨在解释某个行动为何、在何时被认为是「正确」的。而效益主义所遵循的效益原则（principle of utility）是基于效果论的决策过程，用于指导具体行动。重点在于，一种正确性标准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决策过程。

行动 action

即使我们真正了解到能够「最大化世界总体福祉」的那个行动，我们又为何要去做呢？而效益主义认为，这是一个人「应当」去做的。

显然，我能确信现在将我的零花钱全部捐给 UNICEF 能够增加世界总体福祉，如果选择回应效益主义的要求，我这辈子都别想去旅游了。

对于超义务（supererogation）的行为，如，冲入火场救出动弹不得的儿童，我们通常认为这值得高度的赞扬，但并非必要；而效益主义则认为，既然这一行动能够增加总体福祉，那么它也是我们的道德责任。换句话说，超义务在效益主义中不存在。

公平性

之前提过，公平性是效益主义的优势之一，试想百万富翁和街边乞丐的福祉重要并同等重要，这一信条是多么美好！

但，代价是什么呢？

「公平性」在道德共识中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爱我的孩子甚于你的孩子，我爱我的朋友甚于陌生人，我爱我的邻人甚于大洋彼岸的人。如果我的孩子犯了牙疼，我会将钱用来送他去看医生而不是捐给遭受饥荒的儿童；这非常自然，但前者带来的总体福祉却远小于后者。

效益主义是否会判定这样的行动为不道德呢？

通过这种论述，效益主义者说，更关注与自己亲近的人实际上是更能增加总体福祉的。

但公平性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必须平等计算所有人的福祉，试想在一个社会中，几乎所有人都对一个小型少数群体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以此为奴隶制辩护。

如果遵循效益主义的原则，在作决定时，我们不仅要考虑被奴役者所受的痛苦，也要考虑奴役者的快乐。这就不可避免地导向「多数人的暴政」—— 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保持刻薄和愚昧，那么效益主义将可能站在压迫者一方。

本质善恶的模糊

For utilitatians, the morality of an action always depends on its results. This feature of the theory is precisely what supports its moral flexibility: any sort of action can be morally right, so long as its outcome is optimific.

效益主义的道德灵活性同样也有其另一面，那就是行为本质善恶的界限被模糊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杀人，强奸，奴役这些行为，从本质上就是「恶」的；效益主义则不苟同「本质恶」的概念，因为一个行为的善或恶，与其本身无关。

想象这样一个人，他没有亲近之人，生活如同行尸走肉，未来黯淡，整日与抑郁相伴。他仍然想活下去，并偶尔能获得一点微小的快乐；但就整体而言，他是痛苦的，并且比绝大多数人都痛苦，我们知道这一情形不会改变。

这个人的生命本身降低了总体福祉，如果他死了，世界上的痛苦将会减少。因此，假若我们能在不造成更多痛苦的前提下杀死他（如，伪造死因为自然死亡并不被任何人发现），我们就完成了效益主义提出的道德要求。

这不是谋杀，而是正当杀人（justifiable homicide），正如在极端情况下食用人的尸体一样。为了「最大化福祉」，没有什么禁忌是绝对的。

如何，你能接受吗？

事实上，许多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的人都曾以类似的逻辑为自己辩护。我们深知他们的虚伪，但以效益主义的角度看，其中也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故事总是类似：没错，我们不完美；但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大多数。就算推翻我们，你确定会有更好的结果吗？

直到作恶者的步履开始沉重

「听着，这不是童话世界，」效益主义者们说，「我们可能不得不与邪恶合作，为了最小化造成的痛苦。」在这里，也许「意图」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做出判断。这些话语所表达的，是对总体福祉的真切关注，还是逃避责任的自我安慰？

非正义

It’s true that, when rights are violated, victims are usually harmed. So utilitariansim usually condemns injustice. But not always.

在这里，我们将「正义」定义为对权利（rights）的尊重；反之非正义则是对权利的侵犯。效益主义要求我们，即使行为非正义，只要它是最优的，我们就应当采用；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

比如说，执法者通过威胁、关押甚至惩罚犯罪分子的亲人，能够有效的迫使其自投罗网。如果这样能够增进总福祉，效益主义认为可以接受。但这一行为侵犯了无辜的人的权利，是非正义的。

二战后美国遮掩了纳粹科学家的罪行，因为他们愿意分享战争科技；执法人员承诺释放罪犯，如果他们愿意透露有关头目的情报；中饱私囊的政治家能够安享晚年，仅仅因为追责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动荡 —— 我们对这些非正义的事件一点也不陌生。效益主义将受害者的痛苦与「总体福祉」放在天秤上衡量后，将它们视为道德上善的。

一个可行的道德理论，应当给予「正义」应有的重要性；但效益主义在这方面似乎并不令人满意。反对者们藉此提出另一个论述《论非正义》Argument from Injustice：

• 正确的道德理论不会要求我们采取严重非正义的行动。
• 效益主义有时要求我们采取严重非正义的行动。
• 效益主义并非正确的道德理论。